劉剛/文

從《日本刀歌》談起

日本文明開化，日本大體而言，文化從“唐化”開始。國初第一觀察｜傳統村落保護，總書記這樣強調

所謂“唐化”，心唐非僅指有唐一代，彌生而是時代以“唐”為代表，指稱中國，日本包括唐以前和唐以后，文化都屬于“唐化”范疇。國初

唐朝以前，心唐東洋唐化，彌生日本無史，時代中國有據，日本據之有跡可考者，文化秦末有徐福游仙故事。國初該故事發生時期，適逢日本文明從繩文時代向彌生時代轉型，彌生時代的時間跨度大致與中國的戰國-秦漢處于同一時期，故徐福一行也許就參與了此次轉型。

徐福此行，除有《史記》記載，《隋書·倭國傳》中也有記載，隋煬帝派裴世清使倭國，渡百濟，一路行來“東至秦王國”，觀其人“同于華夏”，有人遂以此為徐福東渡所創立之國。另于《梁書·諸夷傳》、《南史·夷狛傳》中，我們也看到了“在文身國東五千余里”處有個“大漢國”的記載。

從徐福東渡蓬萊，到這兩個記載的出現，在日本歷史上，經歷了三個時代——彌生時代、古墳時代、飛鳥時代。

唐化，從彌生時代開始，在飛鳥時代達到第一個高峰，這兩個時代，各有一位中國代表——徐福和裴世清，此二人者，一個推進了日本的文化轉型，一個推動了日本的政治改革。

不管徐福本人是否真的到了日本，但他對日本的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至于影響如何發生，另有韓國學者的說法，認為徐福原本欲往蓬萊，但他最后落腳的地方卻在朝鮮半島上，其后裔從半島進入日本，通過半島，徐福對日本產生影響。

但日本學者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江戶時代末期巖垣松苗《國史略》中就提到“秦人徐福來”；明治時代石村貞一用漢文以同樣方式新編《國史略》，輯成一部日本小學歷史教科書，上起日本遠古神代，下至當代明治天皇。書中認為徐福登島時間，就在第七代天皇“孝靈天皇七十二年”，正式將徐福東渡寫入日本國史。第一觀察｜傳統村落保護，總書記這樣強調

但也有人指出，何以在日本最早的古籍奈良時代的作品《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沒有關于徐福的記載？何以越到后來關于徐福的傳說越多了起來？以此一問，略示存疑。

其實，在中國也是如此。裴世清使日，見了“秦王國”，雖然聯想到了徐福，但也并未深究?？傻搅怂纬?，歐陽修從“越賈”那里，得見日本“寶刀”，遂作《日本刀歌》，曰“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由此刀，他也聯想到了徐福，曰“其先徐福詐秦民，采藥淹留丱童老”。“丱童”，束發成兩角的兒童，也就是那些被徐福帶走的童男童女，跟著徐福一齊留在日本，從小到老。

而日本之所以能打造好刀，在歐陽修看來，就因為徐福帶去“百工五種與之居”。這還不算什么，他通過“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辭藻”，發現日本人的漢文素質頗高，這又是什么原因？他給出了一個回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他認為，那“逸書百篇”就是儒家古文經，“徐福行時”，經亦攜去，后來秦焚書坑儒，古文經在中國失傳，卻幸存于日本，但“令嚴不許傳中國”，以至于“舉世無人識古文”。

如此說來，問題就大了，大到立國之本出了問題，也就是說，漢唐以來，皆以儒教立國，如果說儒教經典靠不住，國家基本上也就不靠譜了。用儒學來說，那就是道統出了問題。

為此，歐陽修嘆曰“先王大典藏夷貊”，儒家古文經——“先王大典”竟然被島夷收藏，藏在“蒼波浩蕩無通津”處，對此，他唏噓不已惟有淚滴——“令人感激坐流涕”，連“先王大典”都流失了，那日本刀又算得了什么——“銹澀短刀何足云”！

日本人素有“中國心”，那是彌生時代由中國移民帶過去的，從戰國到秦漢，中國動蕩不安，為避戰亂，中國多有如孔子所言“乘桴而浮于海”者，徐福便是這一時代潮流的代表。

神州文明的島國盆景

秦漢人之于東瀛日本，有如羅馬人之于英國，都是外來的，而且還差不多同時，所以，不妨拿他們來對比一下。

秦漢人進入日本，大致有三條路線：或從江南出發，直接東渡而至；或由山東起航，行至朝鮮半島，然后跨越朝鮮海峽；或沿渤海灣航行，經由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再渡海抵達。

這三條路線，其中兩條，都經朝鮮半島，所謂“一衣帶水”當就此而言，但此去為常人路徑，于此渡海，人來人往，目之所及，難起虛無，罕見飄渺，“神山”不在，何處“游仙”？故徐福以“游仙”為名，則當由江南下海，于海天茫茫中獨行。

以此三路通往日本，秦漢人與其原住民繩文人融合，結了個成果，形成彌生人，開啟了日本文化的彌生時代。

這與羅馬人不同，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明，采取了不同的文明開化路線。中國文明，走向和合一路，與原住民一同開發，純以文明的原力，使原住民同化。而羅馬文明，則走向沖突，以征服的暴力，進行文明擴張，遭到原住民凱爾特人的抵抗。

愷撒時期，羅馬軍團兩次入侵英格蘭，均功虧一簣。一百年后，羅馬人再起雄師，徹底征服不列顛，以之為羅馬的一個行省，并筑長城，建倫敦，開港口，墾農田，統治了三百多年。凱爾特人還是不服，反抗不斷，以至于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這樣寫道：這場戰爭，是由最愚蠢無知的皇帝開啟戰端，由最荒淫無道的皇帝繼續支持，到最怯懦膽小的皇帝手中宣告終止。

羅馬人走了，同羅馬一樣，英國也被日耳曼人入侵，一直行走在歷史邊緣的凱爾特人，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他們碰到了一個比他們更具洪荒之力的蠻族，日耳曼人以其如潮汐般的蠻力，一浪接一浪，一波又一波，不但沖決了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還捎帶波及了帝國的外省——英國。

由此可見，日本原住民何等幸運！秦漢移民，未將亂世帶到東瀛，他們帶來的是和平的愿景，還有財富和文明，而非刀兵。他們與原住民和平相處，使之分享華夏文明，以此形成了一個新的族群——彌生人，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彌生時代。

有人將日本人和史前中國人的牙齒形態特征做了比對，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日本人的“二重起源-混血說”，因為考察發現，日本人中同時存在巽他型和中國型兩種牙齒形態類型的人群，繩文人屬于巽他型，彌生人及現代日本人屬于中國型。

巽他型牙齒，始見于東南亞，距今約3萬-1.7萬年間形成，以此推測，秦漢人所見日本原住民——繩文人，乃來自東南亞的巽他型移民后裔，其祖輩沿東亞大陸架北遷至日本。而中國型牙齒特征的秦漢人，則開辟了三條航路通往日本，與當地原住民——繩文人融合后，形成日本彌生人。

現代日本人與彌生人一脈相承，故其血統具有二重性，主要由中國型人群基因，結合巽他型繩文人的基因而生成。

盡管現代日本人同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人群有著相同的牙齒形態特征，但在日本新石器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卻是來自東南亞的巽它型，而非從東北亞進入的中國型，也就是說，繩文人的基因屬于巽它型，而非中國型。這表明，先秦時期，中國同日本隔著大海，接觸很少，來往有限，對繩文人的基因基本上沒有產生影響。

可秦統一后，那些亡國之民，紛沓出海，以避戰亂、逃國難，然而，卻美其名曰“游仙”，這是一種怎樣的文化呀！落難中，國已破，家已亡，可逃難者從來不絕望，反而有了更高的理想，國將不國，或國已不國，但即便如此那又如何？國破“神山”在，家亡有“蓬萊”！更何況，不是早就有了“道之不行，吾將乘桴浮于海”的孔子曰？而出海行道，豈不也正應了方士所好？

據亂世，何處安身？何以立命？放眼望，從瑯琊到會稽，從渤海灣到杭州灣，從黃河邊上到大江南北，就在東部沿海那一線，當年燕、齊、吳、越的地盤，出海的出海，往三神山去，進山的進山，隱于桃花源里，還有走江湖的，跟著楚人起義了。

出海如潮，洶涌而去。其時航海者，也就是那些方士們，竟然揚起了大壑“游仙”的風帆，掀起了海市“神山”的巨瀾，就在那條從昆侖到蓬萊的《山海經》中軸線上，人欲奔流，人海滔滔，那可真是“無邊神仙紛紛下，不盡財源滾滾來”??！

秦漢大航海，在中國歷史上似乎沒有什么特別，只不過留下一些神話與歷史交錯的傳說，如浮光掠影一抹，也沒結個地緣政治的實在之果?？煞旁谑澜鐨v史上，尤其在日本歷史上，我們卻看到了上升時期古代東方文明的一個偉大的歷史性成果。

要想知道在東亞大陸兩河流域形成的中國文化，隨著那滾滾東去的江河水流入大海以后，它會變成個什么樣？那就看看日本吧。去看一下日本向我們展示的中國型的東瀛樣本，看一下由神州大陸縮小的島國盆景，從外在的文化樣式，一直看到內在的遺傳基因，我們從兩千年前那一次日本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轉型，看出新型的彌生人竟然有了一顆“中國心”。

我們應當贊美一下當時日本原住民——繩文人，面對滾滾而來的財富和文明，他們沒有因為陌生而拒絕，更沒有由于貪婪而起野心，而是采取順應，以謙卑的姿態，揚起高貴的和魂，那是新石器時代文明所具有的一種至今難能的品質，尚不具有民族性與國家性的分野，而是從自然性向社會性進展的人類性表現。

那些繩文人，不僅接受了來自神州大陸的中國型基因，還擁抱了基于華夏文明的“中國心”，從此有了“大和魂”。“和魂”來自“中國心”。雖然那些跟儒家先王有關的“禮之用，和為貴”、“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說法，要等到飛鳥時代，才由圣德太子以國家的名義規定下來，但文明初曙，使之成為立國之本的，則是基于看似蒙昧實則高貴的繩文人。

因此，我們看到的繩文人向彌生人轉化，沒有征戰發生，沒有殖民進行，而是和平過渡，是文化融合，是文明開化，以此將日本文化的中國初心——“和為貴”的“和魂”開啟了。

讓我們回到日本彌生時代，換一個視角，從日本文化的角度，用日本史的眼光，來看一下發生在秦漢之際的徐福的那一次航行，你就會覺得，那一次航行，跟中國皇帝追求的“游仙”，雖不能說完全無關，但確已關系不大，它從中國出發時，還是個神話，到了日本以后，就變成了歷史，成為日本歷史的一個開端。

藤原氏也有中國心

繩文人何其幸運！中國人沒有將戰國時代帶到日本，而是將對先王之道的追求，對永久和平的期望，對人類理想國的愿景，一并帶到了日本，歐陽修在《日本刀歌》中說的“先王大典藏夷貊”，并非他一時心血來潮的聯想，而是感于事而發的議論。

在《宋史·日本傳》里，記載了一件事，那就是公元983年8月，日僧奝然及其徒弟一行六人來華取經，他們搭乘宋商回國的商船，在浙江臺州上岸，8月18日，抵臨海，于龍興寺求學天臺宗，9月9日，訪上天臺山國清寺，10月，獲準進京，晉謁宋太宗。奝然師徒一行轉運河北上，路過揚州，又尋訪鑒真和尚圣跡，12月，到達汴京，公元984年初，太宗召見奝然師徒一行。

奝然獻貢，貢品中，除有銅器10余件，還有日本刀與書，書有《王代年記》與《職員令》各一卷，令太宗一朝訝異的是，奝然居然還奉上中國佚書《孝經鄭氏注》，歐陽修所作《日本刀歌》，當有感于此而發，其所見所聞，使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徐福，但他沒想到的是，這位奝然和尚，還真有可能就是徐福的后裔。

我們先來看郝祥滿在《奝然入宋及相關事跡述考》中所言：公元938年正月廿四日，奝然出生。其出生及出身的記錄見于日本清涼寺釋迦牟尼佛瑞像胎內所《義藏奝然結緣手印狀》：“傳燈法師位奝然，天慶元年戊戍正月廿四日誕生，俗姓秦氏”。

而日本的“秦氏”，大都為徐福后裔，但奝然入宋時，在太宗面前卻“自云姓藤原氏，父為真蓮”，他怎么可能是徐福后裔呢？對此一問，該文指出：奝然自稱藤原氏，是為了抬高了身份，引起中國重視，因宋朝已知日本國政治握于藤原氏之手。

藤原氏之于中國，結緣甚深，日本大化改新，師法隋唐，以中國制度改造日本，由中臣鐮足首倡，因其居功至偉，天皇賜姓曰“藤原氏”，從此三百年來，藤原氏執掌日本，淡化天皇，故由唐以至于南宋，中日往來，知有藤原氏而不知有天皇。

奝然此行，非其一人獨自行動，行前，日本方面，為他入宋，做了多方安排，東大寺為他出具致大宋青龍寺牒文，以他為空海大師再傳弟子，同時也是青龍寺第八代弟子，延歷寺為他出具致大宋國清寺的牒文——“睿山紹介狀”，還升他為傳燈大法師，朝廷頒發牒狀，正式批準他入宋，他本人，也大造聲勢，請了當時最有名的貴族文人替他作《奝然上人入唐時為母修善願文》。

出發時，奝然的“花月之友”們來為他餞行，宴席中，諸友唱酬，吟詩送別，以為國求法“莫自輕”加以勉勵，由此可見，奝然此次入宋之行，一任詩酒風流，堪稱文采飛揚。

如此大張旗鼓，藤原氏豈能不知？知而任其冒充，放他而去，似乎于理不通，或曰他在日本時，不稱“藤原氏”，只是到了中國以后，為了迎合中國，才那樣自稱，一如郝文所言。

但我們認為，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或許，那正是藤原氏所要求的，看來不是一種國家的制度安排，而是藤原氏不言而喻的一條潛規則，何以如此說來？我們知道，藤原氏一族不但通過大化改新，向中國學習，靠中國影響起家，而且靠著壟斷與中國的海通，統治日本三百多年，“中國”成了藤原氏的國之利器。

從歷史上看，自藤原氏治理日本以來，中日之間，就不再有國家往來，遣唐使不見了，原因是，大化改新后，大日本的念頭突然沖動起來，非要跑到朝鮮半島來與大唐一戰，結果戰敗，理所當然，兩國之間就斷了國家往來，但實際上，民間往來更多了，只不過不是以國家名義，而是以“藤原氏”的名義。

須知當時日本，處于唐宋以來形成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終端，分享了中國人與阿拉伯人互動帶來的海通紅利，那是一個跟中國有關的大航海時代，中國商船把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連通起來，那時的大西洋還處在這個大航海時代之外的邊緣地帶，歐洲人眼巴巴地看著，因其在地理上被阿拉伯人阻斷，難以參與進來。

其時，中國商船滿載著中國商品，揚帆四海，主導了那個半球化的大航海時代，攪得“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把日本也攪乎到財源滾滾的貿易大潮中來，跟著中國一道來吃東西方海通的紅利，中國瓷，日本刀，都曾貨賣天下，成為暢銷品。

而藤原氏，則通過架空天皇，把持朝政，在國家名義上，拒絕與中國交往，卻以其家族的名義，與中國往來。

都說藤原氏統治日本三百多年，非以武力，如后世幕府，而是純以權術，但這如何運作？王朝里的事，難免宮斗之類的小把戲，若要長治久安，還得確立權與術的大格局，這就要放下陰謀詭計的小手，邁開經濟實力和文化實力的兩條大長腿。

兩條腿走路，往哪兒去？到中國去！那里有經濟實力和文化實力的兩條源頭活水，不僅財源滾滾，而且文明滔滔，誰能利用中國商船，引流這活水到日本，誰就是日本的贏家。

奝然西行求法，搭乘的便是中國商船，其東渡而歸，搭乘的還是中國商船，中國商船不僅從日本帶來了日本寶刀，還向日本送去中國經書，可不，奝然歸去，就帶走了一尊佛像，一部經書，一個開宗立派的信托，而與他同行的，還有財富。

贏家通吃，三百年來獨一份，唯有藤原氏，靠著向中國學習，不但以大化改新發家，還靠著對與中國往來的把控，統治日本三百多年，既以貿易立國，更以文明開化，以佛法與天皇共治天下，這就是沒有遣唐使的唐化，使藤原氏成為了贏家。這大概也就是奝然和尚面謁太宗時號稱“俗姓藤原氏”的原因吧。

然而，奝然如此道來，或亦自有其憑借，因其出生地在京都以西愛巖山一帶，此地原為渡來人秦氏故里，所處位置與藤原氏相近，以其中國背景，被藤原氏看重，故與秦氏交往密切，并吸納之，使之改姓為藤原氏，奝然，也許就是其中一位。

這樣的猜測，本來難有依據，可當代日本，就在不久以前，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突然興起一股來中國認祖歸宗的熱潮，其中，就有藤原氏成員約90000名來認徐福為祖先，這就為我們的看法，提供了一點有利的證據，很顯然，藤原氏并非徐福的后裔，若此可確認，那么我們就能認定，前來認祖徐福的藤原氏成員，應當就是像奝然那樣，由秦氏改姓為藤原氏的徐福后人。

這樣的后人，潛移默化于日本不知有多少人，正是他們的存在，不管日本怎樣西化，都不失其中國化的初心。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