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的無座真是站票
2023-09-24 17:06:20 25
經濟觀察網 宋馥李/文 要觀鳥,北京要成為一個鳥友,雨燕月啟友和需要什么裝備?
付建平的程破五一的無座真是站票回答是,一個普通的解萬8倍或10倍的雙筒望遠鏡,一本鳥類圖鑒、公里一支筆、遷徙一個筆記本,奧秘足矣??茖W觀鳥沒有很高的北京門檻,關鍵是雨燕月啟友和一個好的心態:就是玩兒。
一個周六的程破清晨,中國觀鳥會的解萬一次“城市綠島觀鳥行”在頤和園舉辦,報名的公里鳥友們上至70歲的老者,下到小學生,遷徙各個年齡層的奧秘都有,他們準時匯合在頤和園北宮門,先聽指導老師付建平講進園觀鳥的注意事項。
一對白發蒼蒼的老夫婦對付建平說,它們是第一次參與觀鳥活動,要購買什么樣的望遠鏡才好?那便是本文開頭付建平的回答。她還篤定地和大家說,大家緊跟著我,一定不讓你們失望。
作為觀鳥活動的指導老師,也是中國觀鳥會的前任會長,付建平的隨身裝備齊全,她穿著一件坎肩馬夾,四周的口袋裝著一支小望遠鏡、近視眼鏡、一本鳥類圖鑒手冊,手機,然后扛著一架帶三腳架的單筒高倍望遠鏡——那是為鳥友們準備的。簇擁在她身邊的鳥友們,則大多數有兩件標配:望遠鏡和照相機。
觀鳥的導師,有一雙鷹一樣的眼睛,潛藏在濃綠的枝葉中的鳥類,總是會被他們第一時間發現,然后指示給簇擁在身邊的鳥友們:哪棵樹的主干上、從下往上數第三個枝椏上、斜上方,有一只金翅雀。
如果能趁著鳥兒嫻靜地停留在枝頭上時,氣定神閑地調好焦距,對準那些鳥兒,攝下一張照片,對鳥友來說,就是當日最大的驚喜了。
烏鶇、小鹀、黑頭?、樹鷚、金翅雀、夜鷺、紅腳隼……一上午的時間,鳥友們發現并觀賞了20多種。大多數鳥兒,付建平可以一眼辨認出來,但有幾次,她也需要從口袋中摸出手冊來,對照圖譜和照片,作一番細致的辨別。
與昆明湖一堤之隔的團城湖,各路水鳥在春日暖陽之下呈現一派生機。成群的蒼鷺、鸕鶿立在在湖心島的大柳樹上曬太陽,她們偶爾會搧著翅膀貼湖面飛上一圈兒,那便是游客們尖叫贊嘆、攝影愛好者們摁下快門的時刻。
中國是鳥兒的國度。在國際觀鳥人的眼中,北京是觀鳥圣地,千姿百態的飛鳥,共同以北京這個城市為棲息地。全球有8條重要的鳥類遷徙路線,路過北京上空的是東亞——澳大利亞遷徙路線,每年3月,過境候鳥會在北京停留一個半月左右,之后離開北京繼續向北飛。
大多數生活在北京的人渾然不覺,他們是與如此多的鳥兒共享一個城市。
若將視野擴展至中國呢?全世界一共有10000多種鳥類,中國占了1400多種,這一數量幾乎是美國的2倍;作為雉類王國,很多稚類的種和屬都是中國所獨有。光是在北京,就能看到400多種鳥類,其中有被視若珍稀的黑鸛和金雕,就生活在房山十渡地區。
還有已經名聲大噪的北京雨燕。
北京雨燕不會出現在樹葉和枝椏上,只會在空中盤旋,其科學名稱為普通雨燕北京亞種。隨著北京雨燕被視作北京中軸線的活態遺產,它的知名度和美譽度,迅速地被人們獲知,這種與北京城共棲共生的鳥兒,被賦予了生態指示、文化意象等多重意義。在姚明為代言人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COP15的中國宣傳片中,北京雨燕是唯一被引證的案例。
那天,當鳥友們跨入頤和園北宮門,不遠處的蘇州街上空,就盤旋著北京雨燕。
付建平指著空中的雨燕向小鳥友們介紹道:你不可能在枝椏上看到這種鳥,因為它們從來不落在上面,它們早上飛出鳥巢就一直在飛,在空中捕食和進食,而這個季節,正是它的繁殖季節,它們還會為幼崽帶回食物。
1870年,作為英國外交官、博物學家的羅伯特·斯溫侯在漫游中國。當他來到北京時,發現北京的雨燕在形態上和歐洲的雨燕有所不同,故而將其稱為Apus apus pekinensis(普通雨燕的北京亞種),也就是所謂的北京雨燕。
但那應該不是羅伯特·斯溫侯第一次注意到北京雨燕。1856年,作為隨軍記者和翻譯官,斯溫侯跟隨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在他后來所著的日記體的戰記中,他除了記述聯軍的軍事行動之外,也對目力所及的動植物表現出強烈的興趣。
后來,斯溫侯長期駐留在臺灣島,充分施展了他在博物學上的興趣和專長。他觀察和采集的動物囊括了鳥類、哺乳類、昆蟲、軟體動物和無脊椎動物,此外還有種類繁多的植物,他一生發表了多種動物學報告,親手采集的動植物標本飄洋過海入藏到了大英博物館。因為以上貢獻,羅伯特·斯溫侯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梢哉f,中國的外交官生涯和漫游經歷,成就了他在博物學上的特殊地位。
我們已經無法獲知,當時游歷到北京的斯溫侯,是用什么樣的方法捕獲了北京雨燕。想必,那些盤旋在北京城上空的成群的雨燕,一定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
英國博物學家羅伯特·斯溫侯,在很多著作中,他也被譯作郇和
那個時代,中國還沒有像樣的現代科學,更別說現代博物學或鳥類學。在外來博物學家們看來,中國還是一個需要重新認知的新大陸,而這個大陸也成了他們建構科學地位的東方福地。借由斯溫侯的大膽命名,全世界唯一以“北京”命名的五一的無座真是站票野生候鳥——北京雨燕也就此誕生了。
每年4月,北京雨燕從非洲南部抵達北京,7月底8月初,再返回非洲南部越冬。在北京期間的100多天,北京雨燕要完成其鳥生中的重要任務:筑巢繁殖,繁衍后代。而它們筑巢的地區,便會成為它們固定的“老家”,每年一次遷徙,當他們往返三萬公里再次回到北京時,還會準確地返回它們的老巢。
古老的北京城,在明成祖遷都后,先后建成了紫禁城、十王府、鐘鼓樓、天壇等皇家建筑和數十座城樓、箭樓。這些高大建筑中的梁、檁、椽交錯形成了一個挨一個的人造洞穴,不僅比野外的裸巖更加安全、舒適,而且有利于雨燕的集群繁殖。
今天,當游客在頤和園、北海公園游覽時,仍會看到成群的北京雨燕在天空中。北京雨燕在北京城里漫天飛舞的景象,是老北京人對于夏季的美好記憶,也是如今中軸線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唯一的活態遺產。
頤和園十七孔橋上的北京雨燕 張龍/攝
2000年之后,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的鳥類學家發現,北京雨燕能觀測到的數量越來越少,他們不約而同地推測:這與北京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有密切關系,古建筑大量減少,新的水泥建筑物使雨燕沒有地方營巢;北京城市生態濕地一度減少,城市生態發生巨大變化……
北京雨燕是否會最終消失于北京城,這樣的擔憂一度占據人們的心頭。而這些沒有定論的猜測和擔憂,促使鳥類學家對北京雨燕的遷徙路線和生活習性產生了巨大的疑問。
直到近來,北京雨燕的遷徙路線,終于得到了實測數據的驗證,人們得以勾畫出了這種鳥兒跨越山海大漠的驚人飛行能力。這為完全解開北京雨燕之謎,開了一個頭兒。不過,要回答雨燕為什么減少,描摹它們與北京城的深層次關系,卻還須后來的解題人付諸努力。
北京雨燕去哪兒了?
2022年,一項針對北京雨燕遷徙行為的追蹤研究成果,在國際期刊《Movement Ecology(運動生態學)》發表,這篇論文首次精確揭示了北京雨燕遷徙的生態學規律。
論文題目為《A 30,000-kilometre journey by Apus apus pekinensis tracks arid lands between northern China and south-western Africa》(從中國北部到非洲西南,巡少雨之地:北京雨燕往返近3萬公里的年度旅程),中山大學2017級博士研究生趙巖巖(現為廣西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為論文第一作者。
論文有兩位通訊作者,一位是中山大學生態學院教授劉陽,一位是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趙欣如,該研究項目的研究團隊,看起來是一支國際團隊,有來自瑞典隆德大學、英國“雨燕行動”團隊和比利時皇家自然科學研究院的科學家,中方則有北京師范大學、中山大學、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觀鳥專業委員會(中國觀鳥會)的科學家和環志志愿者、頤和園管理處等。
論文特別強調,這是中外科學家的一次聯合科研行動。在18位共同署名的論文作者中,有中國觀鳥會的8位環志志愿者列名其中:吳嵐、于方、梁烜、付建平、侯笑如、彭澎、李曉陽、張弢。
論文介紹說,從2014年至2018年,研究團隊在位于北京頤和園的廓如亭,先后為66只北京雨燕佩戴了微型光敏定位器,借助這種記錄光照強度、以晝夜變化規律進行定位跟蹤的低耗回收型設備,科研人員成功回收并獲得了其中25只個體的光照強度數據。
數據顯示,北京雨燕的秋季遷徙大多始于7月中旬,它們離開北京,向西北進入蒙古國,而后向西再進入中國新疆北部,由準噶爾盆地進入中亞地區,8月中旬會越過紅海,9月初到達非洲中部,在剛果盆地或鄰近區域作40天的短距離移動。
隨后,北京雨燕再度迤邐南下,最終于11月初到達越冬地——海拔約1000米的南非高原,全程14733公里,用時111天。在結束了越冬期長達100天的游蕩生活后,北京雨燕于次年2月中旬開始向北迅速移動,在剛果盆地東部逗留近1個月。
然后,它們轉向東北,于4月初離開非洲,日夜兼程,在4月下旬回到北京,全程13572公里,用時64天。在整個往返遷徙過程中,北京雨燕共飛經亞洲和非洲的37個國家。
人們以往認為,北京雨燕在遷徙途中會直奔目的地,中途基本不作停留,然而研究結果表明事實并非如此。北京雨燕單日移動距離通常超過250公里。若將三天內移動距離低于500公里視為停歇(緩慢飛行),那么,北京雨燕秋季中途停歇2到6次,停歇71天,平均速度134公里/天,春季中途停歇1到2次,停歇36天,平均速度217公里/天。
北京雨燕體型嬌小,飛行能力卻是同體型飛鳥中的“冠軍”,即便和中型鳥、大型鳥相比,北京雨燕也可與比肩,非常善飛。鳥類學家趙欣如稱其為“偉大的飛行家!”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雨燕更喜歡半干旱區的生態環境,其繁殖區和越冬區的年降水量,均顯著低于分布在歐洲的普通雨燕指名亞種。北京雨燕的遷徙路線上,除了剛果盆地及周邊區域,它們穿越了多處荒漠。
而在非繁殖季節,北京雨燕有長約123天的時間處在年降水量低于600毫米的地區,占非繁殖期時長的46.1%。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么當中國北方地區進入季節性降水量較大的七月時,隨著食物資源——昆蟲——的獲得性下降,北京雨燕選擇離開北京。
論文由此指出,食物資源的豐度和分布,與降水量息息相關,雨季豐沛的雨量,對一些候鳥來說,并非是最佳的生存環境,這也決定了候鳥的遷徙規律和策略。
其實,論文通訊作者之一、鳥類學家趙欣如早在2015年時,就已經基本獲得了這樣的判斷,這個橫亙在他心中半生的疑問,是推動這個謎題得以破解的動力。
這也是很多老北京人的困惑:每到7月,樓燕兒(北京雨燕的俗稱)總是不知所終?但待到來年春天,它們就又回來嘍。
眾多生態學家曾猜測,北京雨燕離開北京后,會飛過喜馬拉雅山來到印度次大陸越冬,也有人認為,它們會像其他鳥類一樣,沿著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飛到了東南亞越冬。
不過,正如你剛剛了解到的,在這項關于北京雨燕的論文公開發表后,之前的一切推測和分析,在實測的數據面前,都被推翻了。人們難以想象,與老北京人朝夕相處的北京雨燕,竟然以如此驚人的方式,完成它們一年一度的飛翔和遷徙。
上述論文的兩位通訊作者是師生關系,劉陽是趙欣如的學生。而除了他們兩人,這項研究充分體現了公民科學的力量,眾多參與研究的環志者都是民間鳥友,他們為這項科學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論文的作者之一、鳥類學家趙欣如甚至有些賭氣地和我說,在這項科研成果中,如果不說清楚鳥友中的環志志愿者的貢獻,那就是不客觀的、不公正的,他就不想再談什么了。
北京雨燕和和這些鳥友們,到底有著什么樣的故事?
到野外觀鳥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的第一年,趙欣如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生物學系。
認識并了解了各種瀕危、珍貴的鳥類,是趙欣如專業學習的重要一課。不過,那并不包括北京雨燕,它并不是一個瀕危物種。但在趙欣如的心里,北京雨燕有著特殊的地位:他是伴著這種鳥兒的鳴叫聲長大的,老北京的屋檐檐角、藍天和漫天飛舞的樓燕兒,是不可分割的一幅天際線的圖像,一起留存在他兒時的記憶里。
總在高空盤旋著的雨燕,偶爾也會有冒險地低空滑翔,闖入北京人的生活:有一次,一只雨燕徑直飛入了趙欣如的小學教室里,引得正在上課的小朋友們歡呼尖叫……從那時起,關于樓燕兒的一切,都成了趙欣如的渴望知道的。
從生態學上來講,即便如麻雀、喜鵲、烏鴉這樣的常見鳥兒,也在生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是當年鄭光美先生給他講課時說的話。對于愛鳥的趙欣如來說,大學時光如饑似渴,他對任何一種鳥都充滿興趣。
1982年,趙欣如大學畢業并留校任教,除了動物學的教學之外,也跟著導師鄭光美開展鳥類學的科研。鄭光美先生是中科院院士、中國著名的動物學和鳥類生態學家,他在中國鳥類生態學和行為學研究領域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
長期擔任中國動物學會鳥類學分會的理事長的鄭光美,還是中國鳥類學教育的大先生,培養了一批鳥類學的碩士和博士。直到現在,中國中青年的鳥類學學者,一多半師從鄭光美以及鄭光美的學生。因此,在中國的鳥類學領域,學者們有著很強的師承關系。
和導師鄭光美一樣,趙欣如不僅愛鳥,也熱衷于做鳥類科學的科普教育。1990年代初,趙欣如一直在中國動物學會的科普委員會做兼職工作。野外觀鳥,是他的學術研究的必要環節,也是開展鳥類學教育科普的最佳方式。至今,在趙欣如的記憶里,和鄭光美先生一同野外觀鳥的種種歷險和收獲,也是最難忘懷的。
中國的鳥類學研究起步晚,鳥類知識的科學普及更晚,野外觀鳥作為推進鳥類科普的最好方式,在中國卻是長期缺位的,沒有人和機構愿意去組織。
但野外觀鳥這項運動,則已有200多年歷史,它最早興起于英國和北歐,是一種世界范圍的時尚休閑活動,同時具有科學的屬性,每年有幾千萬人熱衷于觀鳥旅游。1990年代,隨著亞洲經濟日漸崛起,日本、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港、臺等地區的觀鳥之風隨之興起。
通過野外觀鳥來推進鳥類科普,促進民間觀鳥者和鳥類學家交流與合作,是趙欣如一直的愿望。1990年代初期,在全國科普委員會的相關會議上,趙欣如多次提出“觀鳥促科普”的建議,也提到了組織民間“野外觀鳥”的設想,但這個愿望始終沒有機會實現。
直到1996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汪永晨找到趙欣如,希望他能夠帶領人們野外觀鳥。那時,汪永晨剛剛組建起一個民間環保組織——綠家園,她希望能找到一個對鳥熟悉、能做指導的專家。
借助媒體的力量來推進鳥類科普,當然是好事兒,這個邀約和趙欣如從事鳥類科普的愿望非常一致。趙欣如向汪永晨提出了一攬子建議:
其一,編寫一本“北京鳥類圖鑒”的工具書,讓觀鳥者有一個指南,組織野外觀鳥會方便不少;其二,開展一個定期培訓的課堂,通過課堂教學網羅社會上的鳥友,講解觀鳥的意義、知識和方法;有了這前兩步,帶領愛好者們野外觀鳥,才可以真正組織起來。
這兩個建議,汪永晨照單全收,積極地行動了起來。
1999年3月1日,《北京鳥類圖鑒》(第1版)在中國林業出版社出版,這是當時國內第一本以鳥類攝影圖片為素材的鳥類圖鑒。
組織野外觀鳥,需要尋找車輛和組織聯系,汪永晨利用她的人脈資源逐一落實,而通過報道和推廣,趙欣如也在民間的愛鳥者中被廣泛知曉了,只要是喜歡觀鳥的,大抵都知道北師大有個趙欣如,是個懂鳥、愛鳥的專家。
2000年之后,綠家園作為一個綜合的環保組織,帶領志愿者們開展種樹、種草、撿垃圾以及認識水污染等活動,而普及鳥類知識和開展野外觀鳥只是其中一項。于是,鳥友們漸漸覺得不過癮了,他們希望有一個組織專門觀鳥。
趙欣如自己也覺得不過癮,研究了幾十年的鳥兒,他也希望有一個專門的組織來承辦他的鳥類科普。于是,以綠家園攏起來的這群鳥友為基礎,他們成立了“北京觀鳥會”,專門圍繞“野外觀鳥”來做工作。因此,北京觀鳥會,前身實際就是綠家園的觀鳥組。
不過,要在民間普及科學觀鳥,也經歷了一個反復磨礪的過程。熱衷于觀鳥的鳥友們,三教九流,魚龍混雜,許多人對鳥兒只是樸素的熱愛,只停留在“看熱鬧”的層面:看鳥的五彩斑斕,看鳥的稀奇古怪……要引導他們開展科普活動,僅僅熱愛是遠遠不夠的。
早期的野外觀鳥,和旅游團差不多,大家熱熱鬧鬧、七嘴八舌,發現一只鳥兒時,會跟炸了鍋一樣大呼小叫,這和趙欣如設想的鳥類科普,完全不是一個氛圍。趙欣如為此苦惱和生氣,他的初衷,當然不是帶著一幫人到野外瘋玩兒,他想培養一批有素質的觀鳥者,指導他們用科學的方法觀鳥,然后參與到鳥類科研的實踐中來。
幾番混亂的觀鳥活動之后,趙欣如和鳥友們約法三章:出發前要先做準備,先要知道去發現什么鳥、怎么去看、怎么去聽;到了觀鳥點,誰都不能大聲說話,先耐心聽他講解,再仔細觀察;緊跟在他身后,腳步放輕,誰都不許走到他前面。
讓鳥友們遵從這三條并不容易,這一度讓趙欣如很沮喪,很多鳥友既沒有這個愿望、更沒有這方面的素養,一些人本來就是個游玩兒的心態,很不情愿受約束。幾番沖突和較勁,趙欣如毫不讓步:要么別跟著我去,要去就得聽我的。
嚴明的紀律下,鳥友們漸漸知道,他們碰上了一個倔強的老師,情愿的和不情愿的,自然而然地分流了,不情愿的慢慢退出了這個組織,觀鳥活動變得有板有眼起來,而緊跟著趙欣如的鳥友們,日后都成了他的鐵桿兒志愿者。
趙欣如放飛佩戴光敏定位器的北京雨燕 張為民/攝
有了這樣一批鳥友,趙欣如推廣野外觀鳥逐漸順遂了,他要求鳥友們必須做記錄——這基本就是鳥類科學家的日常野外工作了——每觀測到一種鳥,要養成記錄的習慣:時間、地點、觀察方式,還要記錄鳥的基本特征,標出識別特征,甚至用簡圖畫下來。
究竟該怎么記錄呢?鳥友們一開始是茫然的,大小、顏色、翅膀、尾、嘴,而那些鳥類學的專業語匯根本記不住。為此,趙欣如設計了一個觀鳥記錄手冊,設計了年、月、日、環境生態記錄的瞄準編號、時間段、只數……在手冊上填空就好,而有了一定知識儲備之后,則可以寫特征、畫草圖。
通過這樣的引導,一些鳥友漸漸入門,填完之后,這些數據匯總便可以橫向比較、縱向統計,使觀鳥增加了科研的意義。從那時起,野外觀鳥不止是欣賞和玩樂,而是用科學的方法觀察鳥、研究鳥。
后來,鳥友們評價說,在指導觀鳥上,趙欣如代表了嚴謹的學院派。趙欣如率先提出了在中國觀鳥先從三個維度看起,這也是他在周三課堂上持續不斷反復灌輸的內容。
第一個維度就是要看鳥的形態,觀察鳥的體貌特征,羽毛、嘴型、體型、大小。第二個維度就是要看鳥的行為,觀察鳥在干什么?是在休息還是在覓食?是在求偶還是在爭斗?第三個維度就是要看鳥的生態,鳥出現在什么地域?什么季節?周圍是什么景觀?勾畫出鳥的生存環境。
趙欣如認為,只有以這三個維度來觀鳥,參與者才能真正成為一個觀鳥者,也只有這樣,觀鳥才是立體的、深入的、有意味的。
北京雨燕 張龍2019年6月1日攝于北京頤和園
持續不斷地講解,趙欣如的周三課堂,竟一直堅持了20年。后來,周三課堂不止在國內學界和民間觀鳥人中人所共知,甚至在國外及境外的一些鳥類學界,也都知道中國北京有一個專門講鳥兒的“周三課堂”。
縱觀整個1990年代,野外觀鳥活動漸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興起,一批有生態意識的市民,漸漸有了野外觀鳥的熱望,渴望將觀鳥作為日常休閑度假的內容,有組織的觀鳥活動也就應運而生。
而在1996年,在綠家園請來趙欣如作觀鳥指導專家的同時。另一個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也開展起了野外觀鳥,這個組織以首都師范大學鳥類學家高武帶隊。北京的兩個民間環保組織的觀鳥活動,大致經歷了相似的推進過程。
經過30年的推廣發展,中國各地的觀鳥組織已經蔚為大觀,全國目前有固定觀鳥點上千個,各省都成立了觀鳥協會或觀鳥組織,鳥類愛好者已經越來越多。除了鳥類學的專家學者,環保人士、攝影師、青少年學生、退休的老年人……常常是觀鳥人的主力軍。
鳥類環志
當趙欣如的周三課堂漸漸被知曉,野外觀鳥活動日益規范,一批成熟的鳥友們,開始進入了更為專業的階段——鳥類環志。
環志是鳥類學研究的基礎方法和手段,是指將國際通行的印有特殊標記的材料佩戴或植入鳥類身體,對其進行標記,然后將鳥放歸自然,然后通過再捕獲、野外觀察、無線電跟蹤或衛星跟蹤等方法,獲得該鳥類的生物學和生態學信息。
人類最早用于追蹤遷徙動物的科學方法之一,就是在鳥腳上環扣一個金屬標志環,這個方法由丹麥生物學老師馬爾頓遜在1899年發明,是迄今為止研究鳥類遷徙路線的經典方法,也是監測鳥類資源和棲息地變化的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科學家有國別,鳥兒的遷徙并無國界,因此鳥類研究需要國際合作,環志鳥的捕捉、回收、觀察等信息,是全球各國環志科學家都能共享的。世界各地的鳥類科研人員通過記錄鳥類羽毛及換羽特征、年齡和性別,收集鳥類遷徙的動態信息,為鳥類群落行為和活動提供依據。
每年,全世界有上百萬只野生鳥被上環標記。
中國正式的鳥類環志工作起步很晚。1981年,中日兩國簽署《中日候鳥保護協議》,所覆蓋的候鳥種類共計226種。中方決定組建主管環志的機構,共同對中日的相關候鳥進行觀測研究。于是,全國鳥類環志中心在1982年10月建立,負責全國鳥類環志技術管理、信息收集以及國際候鳥保護協定的履約工作。
也正是從1982年起,中國鳥類環志的工具、表格、技術標準,才有了統一規范。全國鳥類環志中心同時發出公告,動員各地林業部門、大學、科研機構申報建立鳥類環志站點。那個時候,全國鳥類環志中心的張孚允和楊若麗,從零開始推進中國的鳥類環志,審批了中國各地的鳥類環志站。
當北師大動物學教師趙欣如看到這則公告時,是無比興奮的。
那時,趙欣如留校任教不久,對鳥類科研充滿熱情,經過導師鄭光美同意,他向全國環志中心申請了一個鳥類環志站點,就建在北京師范大學動物學的野外實習基地——北京市門頭溝區東靈山腳下的小龍門林場。
1983年,站點申請成功了,那里也成為了全國首批被批準的鳥類環志站點。從1984年開始,趙欣如就帶著他的學生,在小龍門林場布網捕鳥、測量、環志、放飛,做各種鳥類的觀測記錄。
鳥類環志是一項有技術要求的工作,趙欣如動手能力強,又有扎實的動物學知識基礎,很快就成為中國鳥類環志的第一批專業人員。
在各種教科書上,總會提到中國幅員遼闊,動植物資源非常豐富,棲息著各種各樣的鳥,民間更是不缺愛鳥之人。但那時的鳥類科研卻是十分薄弱的,趙欣如漸漸感到,光靠幾個鳥類研究者,要完成對中國鳥類的普查和研究,簡直是杯水車薪,如果能發動愛鳥的民間人士參與進來,就可以讓鳥類科研大大提速。
有一次,趙欣如到香港訪學,和香港觀鳥會做了一番交流,了解到香港有很多民間觀鳥者參與鳥類環志,這對他是個很大的刺激,同時也是一個啟發。其實在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受過專業訓練的觀鳥者,是可以參加鳥類環志的,其中不乏鳥類環志的高手。
趙欣如由此萌發了一個想法:親自培養一批民間的愛鳥人士,讓他們參與到鳥類環志中。而參與鳥類環志,也就是參與了鳥類學的科研。
于是,趙欣如在北師大開設了全校的公共選修課“鳥類環志與保護”,不止面向本專業的學生,而且開放給所有在校生,希望更多非專業的學生都來聽他講鳥。
這門課程開設不久,北京市教委啟動了一項改革。打通北京高校的教學資源,讓一些課程可以在各大學之間共享,為此成立了一個“學院路教學共同體”的平臺,參與的大學都可以向這個平臺提交課程,趙欣如一看是好機會,就積極代表北師大提交了這門課。于是,“鳥類環志與保護”這門課,又變成了學院路共同體的公共課。
當時,共同體內18所院校(如今已達21所)的學生,都可以選修這門課,而且不限制專業。在這個過程中,趙欣如充分利用了北師大的教學資源,帶動了一批年輕人聽課、觀鳥、參與鳥類環志。
在此前后,趙欣如也和汪永晨的綠家園繼續展開合作,吸引更多的環保志愿者們來聽課,然后參與觀鳥活動、鳥類環志。
科學傳播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能影響一批人,就能漸漸影響一代人,趙欣如也從這些積極聽課的學生里、社會人士里,發現了一大批具有相同志趣的人——他們都超級愛鳥。
在開課的同時,趙欣如還在積極開設新的環志站點。
1998年前后,趙欣如找到了時任秦皇島市鳥類環志保護站站長喬振忠,提出能不能在北戴河建立一個環志實習基地,喬振忠十分爽快地答應了。這樣,秦皇島鳥類環志保護站加掛了北京師范大學鳥類環志實習基地的牌子,成為華北地區最大的鳥類環志站,趙欣如可以帶著學生和鳥友們去開展環志,可供“環志練兵”的地點又多了一處。
中國鳥類科研所處的邊緣地位,也往往促使鳥類學者們相互抱團。其實,趙欣如和喬振忠很早就相互知道對方,因為在愛鳥人的圈子里,大家都在相互打聽,對鳥兒的熱愛,使得這群人相互都能夠理解對方,也特別能夠產生互信。
那時,無論是北師大、全國環志中心、還是各處林場和環志站點,缺人缺經費是共同的狀況。在喬振忠那兒,除了他這個站長之外,沒有任何專職人員,偶爾開展鳥類觀測活動,就需要找臨時工來做。對喬振忠來說,能通過合作的方式吸引人們來做鳥類環志,也當然是一件好事。
就這樣,趙欣如帶著自己的學生、有時也帶著綠家園的環志志愿者、后來是北京觀鳥會的環志志愿者,先后在北戴河做了二十幾期的環志培訓,每年做3次,持續了七八年的時間。他們常常利用五一長假、國慶長假和暑假開學前的一個周,用5天到7天的時間,來完成一次鳥類環志的系統培訓。
為北京雨燕環志,即佩戴全國鳥類環志中心特制的金屬標志環 張為民/攝
凡是來參加鳥類環志的,交通費、食宿費全都自理,趙欣如能提供的,也只是科學觀鳥的場地、全程指導講解以及每晚的環志課程。即便如此,還是應者云集。尤其是來自社會各階層的鳥友,展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每次來到北戴河,學生和鳥友們白天跟著趙欣如實操環志,晚上聽課和討論——既討論鳥類學知識,也討論捕鳥和環志的技術要領——形成的經驗做法,馬上付諸實踐,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有了這樣一批鳥友的擁躉,趙欣如也樂此不疲。每次跟著他到北戴河的人,學生約占三分之一,社會上的鳥友們則源源不斷。就這樣,高度熱情加上科學實操,這批人已經可以參與到鳥類環志中了——或許他們還需要一個身份。
2005年7月13日 ,在趙欣如的策劃張羅下,在北師大的英東學術會堂,熱心參加鳥類環志的環志志愿者代表們,開了一個熱熱鬧鬧的環志研討會,邀請了全國鳥類環志中心的楚國忠主任到會,鄭光美也親臨現場做會議發言,研討會的其中一項議題,便是“如何來推進民間鳥類環志”。
會上,民間觀鳥人的熱情感染了楚國忠,順理成章達成了很多共識。其中之一便是,在中國推進實施鳥類環志和環志實習機制,凡是參加了正式環志培訓并考核合格的學員,都可以得到一個環志實習證。有了環志實習證之后,就可以到全國的任何一個環志站點去參加鳥類環志。那么,經過一段時間實習后,學員可以來換證,成為正式的鳥類環志者,相當于從事鳥類環志的資格認證。
2005年7月13日,中國科學院鄭光美院士、全國鳥類環志中心楚國忠主任(時任)、鳥類學家趙欣如、張正旺參加在北京師范大學英東學術會堂舉辦的鳥類環志志愿者研討會
有了這個“資格認證”,鳥友們的熱情被點燃了。他們相當于從單純的民間愛好者,被官方認證為鳥類環志研究者,雖然沒有一分一毫的經濟利益,還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他們參與環志的初衷就是“愛鳥”。
在這次會議之后,趙欣如在北戴河、小龍門和順義等幾個基地,加緊開展培訓和考核,跟隨他觀鳥的環志志愿者,大概有40多個人先后拿到了全國鳥類環志中心的環志實習證,這批人都具備了成熟的鳥類環志技術。
鳥友從觀鳥到參與鳥類環志,是中國鳥類科研的一個大的進程。用趙欣如的話說,他們為中國的鳥類科研補充了最鮮活的力量。
與此同時,首都師范大學的高武老師,率先在北京頤和園八方亭為北京雨燕做環志,幾位自然之友的鳥友,也跟隨高武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鳥類環志。
回顧這段日子時,趙欣如再三強調:北京雨燕的研究能有所突破,根本在于有興趣的專家和那些熱愛鳥兒的環志志愿者的緊密合作,沒有這些志愿者的真心熱愛和積極參與,光靠幾個鳥類學家,是做不出這項研究的。
就中國的鳥類學科研來說,仍處在十分薄弱的狀態,愿意在鳥類研究上傾注精力的學者并不多,也正是組織了北京觀鳥會,才網羅、培育了一批民間環志人才,才有了今天對北京雨燕的研究成果。
不過,遺憾的是,經由趙欣如培育出的40位“官方認證”的鳥類環志者,如今已成為了絕版,因為新的“認證”很快就被叫停了。
距離那次研討會只過了不到四年,有關方面忽然下發了一個文件,嚴格控制頒發各種各類認證證書。因此,在一刀切的行政命令下,“環志實習證”和“環志證”的授權頒發,就此被全國環志中心叫停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個珍貴的窗口期,趙欣如培養出來了一批鳥類環志的骨干人員,而這些人,后來又成為中國觀鳥會的骨干成員,在中國的鳥類環志中,他們至今還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005年之后,由趙欣如培養出的環志高手梁烜、于方、付建平等環志志愿者,也成為了別人的導師,他們常常會帶隊前往北戴河,為新的鳥友開展5天一期的鳥類環志培訓。
雖然沒有了官方認證,民間自發的鳥類環志培訓并沒有停止,來自各行各業的鳥友們學習環志的熱情一年比一年熱烈。
八方亭探尋雨燕
“生物如何進行長距離遷徙?”,一直是學術界廣泛關注的議題,也是《科學(Science)》雜志125個最具挑戰性科學問題之一。
要想保護好一種鳥類,就要先去了解它的行為。北京雨燕始終是一種讓人困惑的鳥兒,為什么每到7月份就從北京集體消失?它們去了哪里?又為什么會回來?有太多謎題難以說得清。
這當然也困擾著趙欣如。北京雨燕只有30-40克重,這么小的鳥類是如何完成近30000公里遷徙的?它們為何每年按照相同的路線遷徙?剛剛在北京出生的小雨燕完全沒有遷徙經驗,它們如何成功飛到越冬地的?
從這些角度來講,北京雨燕是研究動物遷徙的理想物種。
但對北京雨燕的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是空白。有限的科研論文中,間或有對北京雨燕提及,卻從沒有專門的普查,這種老北京人習以為常的鳥兒,從來沒有被專題性地研究過。
而最早展開研究的,應該算北師大的張正旺教授,張正旺同樣畢業于北師大生物系,當趙欣如在北師大留校當助教時,張正旺正在上大學,他畢業后也同樣留校任教。
2001年到2002年,張正旺教授的碩士生白勇,首先對北京地區北京雨燕的種群數量、分布、遷徙、棲息地選擇、繁殖和環境生物學進行了調查研究,在其論文《北京雨燕的生態學研究》中,白勇給出的結論是,近些年在北京地區的分布及數量呈下降趨勢。
北京雨燕約有3000只的這個估算數字,正是出自于這個研究。當時,前述論文的作者劉陽正在讀大學本科,他參加了北京師范大學張正旺教授的北京雨燕調查項目,跑去前門、鼓樓、頤和園等地數雨燕。
這是關于北京雨燕屈指可數的一項研究。再者,就是1997-2001年高武老師帶著他的學生們,在頤和園八方廳開展鳥類環志持續了5年。而高武退休后,這項研究工作也就停了下來,這一停又是5年。
2007年,趙欣如和北京觀鳥會的這些環志志愿者們,決定在頤和園重啟雨燕環志,這一次,從2007年一直持續到2019年(因疫情暫停了3年)。
頤和園的廓如亭,號稱“中國最大的亭子”,占地140多平方米,位于頤和園東堤十七孔橋橋頭。廓如亭有八角重檐,平面呈八方形,因此又被叫做“八方亭”。它有兩層厚重屋頂,屋檐下裝飾彩畫,亭子看上去沉穩雄渾又不失華麗。夏天,屋頂構筑的繁復木結構里,藏著許多雨燕正在使用的巢,雨燕展翅出巢,便飛往開闊的昆明湖面。
晨曦中的廓如亭雨燕環志進行時 楚建梅攝于頤和園廓如亭
趙欣如是這一項目的主持者,他和環志志愿者量了廓如亭每個廊洞的長高規格,剪開手頭的一些鳥網,改成適合在八方亭使用的新網,把所有廊洞完整包裹,以提高捕獲率。相比正陽門等其他北京雨燕繁殖和開展研究的地點,頤和園廓如亭的建筑物不是很高,操作起來比較方便。
每次捕捉,他們必須在凌晨兩點多鐘就布網,天剛蒙蒙亮時,雨燕從廓如亭飛出來,由于光線不好會撞到網上。從2015年開始,環志志愿者們每捕獲一只雨燕后,要查看其是否佩戴了定位器。如果有,那就意味著可以回收這只雨燕在一年中飛行的有效數據。
等游客早上8點多陸續進園時,雨燕環志的操作往往已經完成。
重捕的工作和給鳥類環志一樣,其難點在于,環志志愿者們在凌晨就要開始準備工作,在頤和園開園前進行操作,以免錯過雨燕清晨離巢可被網捕的機會。幾年下來,每年捕獲的帶環雨燕的幾率不低,數據證明,雨燕有穩定的巢區和“歸家”的本能。
有一年,環志志愿者捕獲了12年前高武環志的雨燕,這說明,雨燕的自然壽命至少能達到13歲。因為沒有定位器,依靠傳統的環志,只是在原地回收,只能判斷被回收雨燕的年齡。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關于遷徙路線的研究進展。
深夜,雨燕追蹤研究項目總指揮趙欣如帶領環志志愿者們布設捕捉網 張為民/攝
如果想要搞清楚北京雨燕到底去了哪兒?還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這便受困于科研經費了。
從重啟這項研究起,趙欣如多次向有關機構申請過課題經費。遺憾的是,這個研究始終難以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研究課題難以立項。全國鳥類環志中心是環志的指導單位,只能在批準研究之后,發放免費的金屬標志環——一種統一且具有唯一性的金屬環,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下的環志管理條例,這個環志金屬環也只能由全國環志中心派發。
雖然對北京雨燕的環志和研究,是國家允許開展的科學實驗。但作為邊緣學科的鳥類學,科研經費是極其有限的,“研究北京雨燕的遷徙路線”,常常要被反問一句:這個課題有什么意義?
在大多數科研管理者來看,這樣的研究屬于“無用”之學。
趙欣如雖然常常收獲沮喪與無奈,但好在有一批充滿熱情的環志志愿者,即便得不到經費支持,他們在頤和園八方亭的鳥類環志,仍然一年一年的堅持了下來,誰讓他們熱愛呢?
一次偶然的機會,改變了對北京雨燕的研究進程,這源于趙欣如的學生、北京觀鳥會會員朱雷參加的一次國際會議。
2013年,朱雷到德國柏林參加了一次雨燕保護的學術會議,面對眾多歐洲的鳥類學者做了一次交流,分享了趙欣如團隊在北京頤和園廓如亭的研究。朱雷談到,趙欣如帶隊的志愿者們,每年要做3次到4次北京地區的雨燕調查,而通過頤和園廓如亭的環志,已經有了一些數據積累。
與會者里,有多位雨燕研究的學者,他們馬上就意識到“北京雨燕研究”的價值。朱雷的發言剛一結束,他們就找到朱雷,詢問能不能參加進來,而且提出,他們可以提供更先進的光敏定位器,來參與到這項研究中。
突如其來的喜悅讓朱雷有些懵,他詢問趙欣如,趙欣如當即表示:何樂而不為呢?
歐洲學者提到的光敏定位器,是什么裝備呢?
地球上不同地點,日升日落時間是不一樣的。太陽升起時,光會逐漸變強;太陽落下時,光逐漸變弱。這樣,根據微型光敏定位器記錄的數據,通過一些計算和分析,可以反推出北京雨燕大概處于什么位置。
微型光敏定位器最大的優勢在于輕盈。因為鳥類佩戴的定位器不能超過其體重的3%。北京雨燕體重只有30-40克,不足一個雞蛋重,所以定位器最好不要超過1克,微型光敏定位器只有0.67克,可以很方便地讓北京雨燕背在背上。
為北京雨燕戴上光敏定位器,回收后可以讀取它飛行的軌跡 張為民/攝
對定位器,趙欣如并不陌生。從1992年起,趙欣如便跟著鄭光美先生在山里給小鳥帶過定位器,但是那時候定位器是無線電追蹤器,只能適合在一個繁殖的穩定巢區里做,做候鳥的追蹤遷徙路線則不行,信號收不回來。
趙欣如那時就在想,中國鳥類學界需要研制一種用于鳥類遷徙研究的定位器,這在技術上其實并不難實現。不過可惜的是,因為鳥類研究在中國是冷門中的冷門,國內沒有相關的研究機構進行研發制造,開展此項科研,只能使用國外的光敏定位器。
不管怎么說,陷入停滯的北京雨燕遷徙路線研究,看到了新的曙光。由外方提供光敏定位器和相關技術維護,由趙欣如設計研究方案和實施環節,并帶領環志志愿者們付諸行動,北京雨燕的研究,在2014年發生了質的飛躍。
在這次跨國科研合作中,趙欣如作為實驗的主導者,還是很持正地表明了中方立場:這個項目必須由中國觀鳥會(此時的北京觀鳥會已經更名為中國觀鳥會)主持,因為知識產權的歸屬必須明確,但研究成果可以共享。
就這樣,瑞典隆德大學Susanne Åkesson教授、比利時鳥類環志專家Lyndon Kearsley、英國雨燕保護專家Chris Hewson和Dick Newell先后來到北京,在頤和園廓如亭,和趙欣如帶領的環志志愿者們一起,捕獲雨燕,放飛雨燕,開展定位器跟蹤研究。
2014年這一年,趙欣如帶著環志志愿者們,在凌晨兩點就去布網,最終捕獲并佩戴了31只光敏定位器。因為光敏定位器本身不發出信號,需要回收后下載數據。到2015年北京雨燕再次飛回頤和園,當佩戴了光敏定位器的北京雨燕被再次捕獲的時候,光敏定位器記錄下的才是有效的研究數據。從2014年開始,他們連續三年共給66只北京雨燕佩戴了光敏定位器。
由于個體差異,66只被佩戴定位器的雨燕,有的可能并沒有回到頤和園,有的可能中途死亡了,還有的可能回到了廓如亭卻并沒有被重捕到。因此,數據的積累不僅是一個概率問題,更要堅持長期主義,因為有的北京雨燕并非是第二年飛回北京時重捕到的,也可能是第三年或者第四年才被重捕到,這種情況下,北京雨燕也積累了更多的數據信息。
由于北京雨燕造巢區域和蝙蝠的棲息洞穴極為接近,每次凌晨布網,雨燕還沒出飛,蝙蝠就會先沖到網上,環志志愿者們要冒著被咬的風險,把蝙蝠摘下放進事先準備好的籠箱,待雨燕工作結束后,將蝙蝠放飛。
天亮后也有天亮后的煩惱。很多游客初次見到布網的環志志愿者們,認為是在公然地捕鳥、害鳥,會大聲譴責或打電話舉報,這讓趙欣如和環志志愿者們哭笑不得。后來,每次實施捕獲和環志的時候,中國觀鳥會都會在廓如亭四周設置科普展板,安排專門的志愿者,為游客現場講解鳥類環志的知識和意義。
這樣,又歷時了4年,最終回收了40余只佩戴光敏定位器的雨燕,其中25只北京雨燕的遷徙路線數據清晰、有效。在全球鳥類遷徙的研究中,這個數據量是比較充分的,文章因此得以在權威雜志上發表。
樓燕兒到底去哪兒了?這個幾百年來困擾著北京人的問題,終于得到了揭曉:
每年七月,八方亭的北京雨燕從頤和園出發,向西北方向飛行,進入蒙古,再飛回新疆等地,跨越天山,然后途經中亞數國,然以一個大弧線的路徑向西南方向飛去。后經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穿越紅海進入非洲大陸。接著,北京雨燕會一路南下,穿越索馬里、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坦桑尼亞、剛果(金)、安哥拉等國,最后于10月底11月初抵達越冬地。
非洲大陸南端的納米比亞、南非、博茨瓦納,是北京雨燕的主要越冬地,至此,這個體型嬌小的“飛行家”,已經飛經近30個國家。
第二年的2月份左右,北京雨燕便啟程返回北京,路徑基本上和遷來時相同。4月份前后,再次回到頤和園,又回到了闊別9個月的八方亭。一年的遷徙往返,飛經了37個國家。這一遷徙路徑(包括中途的緩慢飛行),往返距離大約3.8萬公里,接近地球赤道的長度。
北京雨燕春秋季節遷徙路線圖 制圖/《中國國家地理》
這些數據,足可以代表一個種群的遷徙路線,趙欣如和他的學生們、環志志愿者們,通過長時間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一次成功,享受到了科研的樂趣。
由北京雨燕研究提及的張正旺、丁長青、劉陽等專家,雖然都曾是趙欣如的學生,但趙欣如認為,他們在專業上做得比自己要優秀的多。得益于鄭光美院士學術思想的影響,更得益于老一輩學者對科學研究的執著精神的感染,中國已經有一批中青年的鳥類學學者成長了起來,中國鳥類學研究的面貌,有待他們去改寫。
中國觀鳥會的環志志愿者,是開展這次跨國科研合作的主力軍,每次八方亭環志現場,都有30-40位環志志愿者同時“出戰”。而來自瑞典、比利時和英國的幾位鳥類學者,也貢獻了強大的支持力量,這讓對雨燕的這種鳥兒的研究,獲得了巨大的突破。
讓我們說說那位關鍵先生朱雷吧。
朱雷也是北京人,他最早野外觀鳥時,還是一名中學生。一次偶然的機會,朱雷慕名跟著家長到訪過趙欣如的辦公室。從小愛鳥的朱雷,問趙欣如怎么考北師大的生物學專業,趙欣如鼓勵他努力考,如果難度太大,可以考慮先考其他院校的相關專業。
后來,朱雷考取了北京林業大學的生物學,學了自己喜愛的專業,也以研究鳥類作為自己畢生的志向??汕?,朱雷碩士研究生導師丁長青教授,也曾是趙欣如的學生。朱雷不負眾望,也成為了鳥類學的博士,目前在新西蘭工作,研究方向是通過鳥類和相關的生物信息的傳播來進行科學教育。
愛鳥人的圈子很小,趙欣如出版的《中國鳥類圖鑒》,朱雷作為副手列名副主編,2022年出的《北京鳥類圖譜》,趙欣如作為第一主編,朱雷是第二主編。
前面提到的論文第一作者劉陽,也是北京人,同樣也是趙欣如的學生。趙欣如開設《鳥類環志與保護》選修課和周三課堂的時候,劉陽就是課堂上專注聽講的那個,他跟著趙欣如一起觀鳥,參加了趙欣如的多個科研項目。
后來,劉陽考取了張正旺教授的碩士,又到瑞典讀了鳥類學博士,學成回國后,進入了中山大學。劉陽不光對宏觀生物學熟悉,也在做微觀上頗有建樹,他跑了好多國家,采集了很多鳥的樣品。因此,在北京雨燕后期的研究中,趙欣如漸漸退居次席,劉陽成為了主力。
如今,劉陽已是中山大學的博士生導師,那篇論文的第一作者趙巖巖,則是劉陽的博士生。因為捕獲的北京雨燕,需要取血樣做性別鑒定。而劉陽在中山大學擁有了一個研究團隊,有專門的實驗室能做DNA分析實驗。因此,從2015年開始,劉陽每次都是先來取樣品,再帶到中山大學的實驗室做分析研究。
劉陽為每只捕獲的雨燕抽血采樣,并對其身上的寄生蟲進行采樣 楚建梅/攝
趙欣如已經退休了,如今日常的野外觀鳥,他已很少去參加了。不過,中國觀鳥會的野外觀鳥,早已經成為北京城一項熱門的活動。2023年,當疫情散去,人們重新回到熟悉的生活中時,參加一次有趣而有科學意義的觀鳥活動,已經是很多北京人的選擇。
因此,當中國觀鳥會的微信公眾號開通了觀鳥報名的通道時,常常是剛一發通知,就被鳥友們秒速搶光。
研究才剛剛開始
當我們了解了北京雨燕的遷徙規律,了解了它們和這座城市的密切關系之后,一場新的故事有了開啟的可能。保護北京雨燕,如何運用到城市管理中?
多年積累的環志數據,準確測定了北京雨燕的繁殖季。這對于北京眾多古建筑不時開展的修復工程,有著實際的意義。我們的文物修復,可以有意識地避開這個時間段,做一個合理的錯時施工——這讓北京雨燕的研究有了實際應用的意義。
2022年9月,《北京日報》的一則報道說,正陽門城樓的修繕進入全面施工階段。上述報道提到,注重生態保護,是這次正陽門城樓修繕的一大亮點,北京中軸線遺產保護中心主任關戰修介紹道:
正陽門城樓的維修架子本應搭建好了,但4月至7月是北京雨燕繁殖期??紤]到雨燕要在城樓孵化,架子會影響雨燕進出,所以等到了8月雨燕全部南飛之后才搭建。
2022年6月,我兩次到訪正陽門城樓,在高大的屋檐之下仰望,看到北京雨燕環繞著正陽門盤旋和鳴叫,深受震撼。
北京雨燕在正陽門城樓周圍盤旋 宋馥李 攝于2022年6月17日
去正陽門看北京雨燕,已經日益成為了一個新景觀、新潮流,而且,關心雨燕的人們,登錄很多網絡平臺,就可以實時觀看。
當高清攝像頭在正陽門層樓的樓頂隔層安裝到位,一對北京雨燕小夫妻——“阿呆與歡喜”——就此進入了大型直播間,接受人類對他們的注視。“阿呆與歡喜”,是正陽門管理處的工作人員給一對雨燕夫妻取的名字。
身為北京中軸線遺產保護中心主任和前正陽門博物館館長的關戰修,對北京雨燕始終懷有濃厚的感情。他經常在各種媒體上講解正陽門和北京雨燕的共生關系,詳細介紹北京雨燕的生活習性。
關戰修似乎不是一個文物專家,而是一個鳥類研究者。其實,他是想將文物的保護和雨燕的保護結合起來,喚醒公眾保護北京雨燕的意識,使城市的活態文化遺產能被公眾充分感知。
關戰修認為,對雨燕遷徙時間的精準測定,為北京市今后的古建修繕做出了指導,盡可能避開北京雨燕繁殖育雛時段,為它們預留更充裕的時間繁衍生息,從正陽門城樓開了一個頭——一個好頭。
這會形成一個慣例嗎?北京雨燕的這些“人類親屬”們,都報以極大的期待。
如今,趙欣如還在督促著劉陽,加緊推進基因組測序技術,開展北京雨燕的生態與進化研究,破譯其遷徙奇跡背后的遺傳學密碼是個關鍵。遷徙只是這種鳥兒的一個習性,要想全面對北京雨燕實施保護,還有好多事需要去做,現在僅僅是個開始。
從現有的數據來看,還有很多疑問始終困擾著他。
北京雨燕的跗跖很短,看起來像沒有腳,其腳趾結構是四趾向前,因此難于在平坦的地面直立走動,也無法握住電線或樹枝。這種腳趾結構使它們善于在垂直的石壁、墻體上攀緣,它們更適合停歇在懸崖峭壁、建筑物上。
論文中提到的“停歇”,英文使用的stopover,并非指的是它停在某個位置靜止不動,而是指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它在某個區域滯留的時間比較長,而對于雨燕,表現為在局部范圍內盤桓不前。
趙欣如推測有兩個原因:一是當地食物非常豐富,它們停留一段時間進行食物補給,積累適合長途遷徙的脂肪;二是等待更有利于飛行的氣候條件。雨燕每天可以飛行至少200公里,一方面源于其身體構造,它的翅膀狹長,身體呈流線型;另外,它非常善于借助風力,乘風飛翔,可以減少翅膀扇動,不用太費力。
目前,這兩種情況都是推測。要破解這些疑問,必須用更精確的定位設備進行追蹤,將其遷徙過程中關鍵的時間節點跟當地的氣候、食物等因素聯系起來。
而運用光敏定位器研究鳥類遷徙,仍不夠精準,由于它是通過光照數據反推位置信息,位置數據的誤差較大。不過,由于北京雨燕單程接近15000公里,所以200公里內的誤差就顯得不那么嚴重了。在農歷春分和秋分前后,晝夜幾乎等長。所以,這兩天及其前后幾天的光敏定位器,測量和反推的數據往往很不可信。
基于光敏定位器記錄的數據的研究,除了搞清楚遷徙路線,也可以研究其繁殖節奏和其他行為,這是光敏定位器能發揮的最大作用了。如果要更進一步研究北京雨燕,光靠光敏定位器是不夠的,它的技術條件到達極限了。
何時能用到GPS定位器,或中國自己的北斗定位器,將是北京雨燕研究、以及所有鳥類研究的一種期盼:GPS定位器只有3-5米之內的誤差,可以非常精準地知道它的飛行軌跡,例如,在來到北京的這幾個月內,北京雨燕飛到哪兒?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
如果北斗導航能開發專門為鳥類研究的定位器,將為中國的鳥類研究插上翅膀。趙欣如暢想著,北斗導航已經應用到了航天事業,如果有了北斗定位器,我們就可以監測雨燕是不是在飛?他去了非洲什么地方?是飛著還是落著?這些謎題都能一一破解。
當北京雨燕抵達越冬地之后,進入了活動較少的時期,它們會在這段時間晝夜飛翔在空中,安然過冬;但它們在春季返回中國的時候,仍會在途中一個地區徘徊、停歇,這仍然令人費解。因此,北京雨燕在北京范圍內的種群數量減少,很可能是多因一果,需要更多實證研究。遷徙中遭遇氣候災害,越冬地或遷徙路上食物不足,都可能是北京雨燕減少的原因。
搞清楚北京雨燕的遷徙路線,僅僅只是雨燕研究的第一步。而北京雨燕為什么要遷徙?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甚至說,北京雨燕的雌鳥和雄鳥究竟是終生成對兒的,還是每年都要重新找對象繁殖?都是未知的。
不過,當北京雨燕漸漸進入大眾的視線,人們已經對北京雨燕寄予了各種浪漫的想象,人們迫不及待用詩歌和華章來謳歌這種永不落地的鳥兒,謳歌這種不知疲倦遠道而來的鳥兒,它們現有的習性,已經與“詩與遠方”形成了美好的映照。
于是,一些報章的文章說:到了7月末,北京雨燕的爸爸媽媽會帶著幼鳥這一塊踏上遷徙的路。
這些都是未經證實的猜想。北京雨燕幼鳥是跟著成鳥飛,還是獨立成群,仍然需要證實。在鳥類遷徙研究中,有些鸻鷸類的鳥類,遷徙時幼鳥和成鳥并不在一起,而是成鳥飛成鳥的,幼鳥飛幼鳥的,幼鳥并未有成鳥的帶領,但飛的路線是祖先的路徑,構成了生物界奇特的現象。
北京雨燕是戀舊的。100多年來,在正陽門城樓上筑巢的北京雨燕,它們對這里的鳥巢不離不棄,或許說明了正陽門周邊的城市生態環境,還能滿足它們的基本的生存所需。
但我們又知道,在近代以來,北京正陽門城樓所在的區域,發生了劇烈的變遷,城樓以北的天安門廣場,城樓以南的前門大街,都經歷了恢弘的巨變,這種巨變當然不止是對于人類的政治的、建筑形態上的變遷,對于鳥兒來說,周邊的古建筑越來越少,胡同大面積消失,護城河消失,路面也大多硬化,濕地水面減少,那些燕雀食物鏈上的蟲子,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少了。
人所感知的正陽門周邊的生態環境,確乎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而北京雨燕,卻在正陽門城樓的屋檐之下,倔強地保持著賡續的態勢。它們久久盤旋在正陽門城樓上空,發出些許刺耳的鳴叫,給我們投下這個疑問,成為一個難以破解的謎。
要破解這些謎,或許我們需要更多的鳥類學家,也需要更多的鳥友志愿者,來共同參與這個“無用”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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